垃圾焚燒處理：既要共識，更須作為

　　首先，必須明確指出，在垃圾焚燒發電廠一定要建的前提下，如何選址，只是一個博弈力量和技巧的較量問題，在邏輯上，我們很難把它與民意合法性劃上等號。
　　如果這個問題不厘清，“民意”必然陷入“內斗”困境。比如說，2009年番禺會江居民那次眾所周知的反彈，從來就不是針對“在會江建垃圾焚燒發電廠”，而是反對垃圾焚燒本身。這也是他們一直希望被理解并接受的，畢竟，當議題被轉換為選址問題時，事實上也意味著之前某些聲音稱“會江居民自私”的指責成為定論。
　　在這個意義上，強調各方的共識自然很有必要。畢竟，對番禺垃圾焚燒項目的討論，其邏輯原點在于，面對著“垃圾圍城”的現實，究竟該以何種方式加以應對？從一開始，它根本就不是簡單的垃圾焚燒項目建在何處的問題。
　　“五選一”的結果將會如何，現在下任何結論都為時過早。可以想像，假如最終仍落戶大石街會江，則意味著問題在“民意”名義下回到了最初的原點，那么又該如何解釋當初官方停止項目的決定？而由此可能引發的風險也不難想像，畢竟對會江居民的決心，當局不會不察；而假如落戶其他地方，“會江不要，而我們要？”——到時又該如何正面民眾這種樸素而直觀的疑慮？
　　之前，來自行政內部的共識已經明確指出，由于環境、人口等因素的變化，番禺垃圾焚燒項目原有的科學性已經出現問題，因而項目需要停止。那么，是否換個地方，項目的科學性就能得到保障？這個問題恐怕需要行政方提供更多信息和佐證，以消解公眾的疑慮。
　　因此，我們甚至可以直白指出，在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問題上，由“民意”作為最終的決定性因素，實質上是個假命題。畢竟，設置了前提的討論，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已經毫不妨礙行政目標的實現。
　　也就是說，行政方即便再如何作出尊重民意的姿態和有效舉措，都很難改變“民意”本身截然對立的事實——因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沒有哪個地方的居民愿意在自己身旁建垃圾焚燒發電廠。
　　并不能由此認為，番禺居民就一定自私并漠視“垃圾圍城”的現實。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的那場曠日持久的討論中，輿論已經形成了共識：在有效推廣垃圾分類減少垃圾前提下，垃圾焚燒確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基于這個共識，早在10年前就啟動推廣的垃圾分類工作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遺憾的是，來自本埠各大媒體的報道表明，政府在推行垃圾分類工作上，缺乏實質性的舉措，比如連最基本的垃圾分類桶的經費投入問題，都語焉不詳。
　　公眾由此懷疑政府的誠意，并追問行政目標究竟是解決“垃圾圍城”困境還是只是推行垃圾焚燒項目。顯而易見，假如垃圾分類卓有成效的話，那么之前政府對廣日集團每年6億元財政補貼的決策是否需要重新調整？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的規模乃至于存在必要性，是否需要重新評估？須知道，這事涉公共決策的公平正義，也涉及垃圾焚燒項目的風險系數。
　　昨天，本地知名人士李公明先生在廣東電視臺珠江頻道新聞節目“630短評”中指出，“（垃圾焚燒項目）最好建在政府部門或官員住宅區的旁邊，這就很有說服力了”。我并不認為，這有多少調侃的意味。恰恰相反，它提醒著行政當局，在解決“垃圾圍城”問題上，政府必須更有所作為，以證明自己在解決“垃圾圍城”問題上的魄力和誠意，而不是在“民意”名義下扮演置身事外的超然角色：比如，以更有實質性的舉措推進垃圾分類；用壯士斷腕的氣魄，徹查之前那些被媒體曝光的利益勾連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