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界各國的發展階段和經濟水平以及資源環境狀況的差別,為應對氣候變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世界各國在碳減排方面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差別也十分明顯,因此,筆者認為,在污染減排方面各地也應該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即應該從各地的產業結構、資源稟賦和環境容量出發,科學制定和細化各地的減排指標。但在這之前,要先算好單位污染物排放的3筆賬。
首先,算算單位污染物排放在哪里產生的環境影響最小。污染物的排放或多或少總會對環境造成影響,但在不同地區造成的影響和后果是不一樣的,對局部和全局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比如一條河,在其源頭、中游和下游排放污染物對河流的水質造成的影響就是不一樣的。長江兩岸曾經化工廠林立,流域下游一些地區一度污染嚴重,但是總體看來整個長江流域的生態水平和環境質量尚可,就是因為上游地區沒有被污染。保護了長江源頭就是保護了下游、保護了長江流域甚至全國。所以,簡單地給所有地區下達同樣的減排指標并不意味著公平,這恰恰是不公平。因為不同省份、不同地區的環境容量和減排空間以及其在環境保護中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樣的。很多流域的上游地區和生態保護區承擔著廣闊區域的生態保障和水源涵養任務,這些地區的環境容量和減排空間,并不能簡單地說就是當地自己的。這些關鍵區域的環境一旦出現問題,不僅影響本地,還會影響下游等很多地區。
制定科學合理的減排指標,除了要盡可能因地制宜外,還要靠生態補償和轉移支付等手段取得各地的平衡,而不是靠一刀切來體現公平。西部地區固然也要發展,也需要有排放指標和發展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給了這里指標就要排放。這些地區如果能通過排污權交易或者其他方式將排放指標轉移給下游地區或者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則有可能帶來更多的效益。一直以來,下游的發展有著更大的市場和技術優勢卻苦于沒有排放指標,如此一來就可以達到雙贏的效果。雖然下游也同樣會有污染,但是從國家和全局的層面來說,算算生態和環境賬還是合算的。
其次,算算單位污染物排放在哪里產生的效益最高。同樣的污染物排放在不同地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不一樣的。如我國單位污染物排放產生的經濟效益同發達國家相比就相差甚遠。數據顯示,產生每萬美元GDP在日本需要排放二氧化碳57噸,在美國需排放171噸,而我國產生每萬美元GDP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12倍。這種地區差異在國內也是存在的。由于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等因素,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每噸污染物排放所創造的GDP遠遠高于西部。筆者曾試圖搜索東、西部不同城市產生每萬美元GDP需排放的二氧化硫數量,但并未找到;詢問一些專家,也都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這說明,我國目前還沒有將單位污染物產生的經濟效益問題算得十分清楚。
如果制定同樣的約束性減排指標,盡管減排效果的數字是一致的,但對各地經濟發展的影響卻差別巨大。所以,國家制定減排指標的時候,原則上應照顧經濟效益高的地方。
但這并不是不讓西部發展。西部是生態脆弱地區,環境風險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在西部排放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因此,對于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的地區,尤其是各大流域的上游地區和限制開發地區,應更多地進行生態保護和環境修復工作,可以以生態補償等方式填補經濟發展的欠缺。筆者建議,西部地區的減排指標可以不必自己用,而是出售給經濟效益高的地區。若東部等經濟發展效益較高的地區買到這些指標后要想在西部就地建廠,西部當地就必須提高環境準入門檻,在保證環境質量的基礎上,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
第三,算算企業的成本賬。算算企業的單位污染物排放量怎樣能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決定企業經濟效益和長遠發展的幾個因素包括流動資金、土地、勞動成本和技術等。其中,流動資金是主要制約因素,也是一個硬制約;土地問題不是經常遇到,所以歸根到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成本問題。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即排放指標也是成本。過去企業算成本賬就是計算一定數量的流動資金能產生多少經濟效益。但現在還必須要算一個單位的污染物排放指標能產生多少經濟效益。二者不同的是,流動資金可以通過融資或者擴大貸款額度來增加,但排放指標往往是固定的,這種只能通過固定指標來產生的效益必須要算清。既然能用的成本是固定的,那么就要考慮如何才能使使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如果排污權交易的市場和機制都更加成熟了,企業也可以購買排放指標。但由于排放指標是買來的,企業就會更加主動地想辦法采用產率高的新工藝,繼而擴大生產規模,以提高利潤。如果這兩個方案盡管增加了收入,但是帶來了巨大的環境成本,使企業由于自己過高的污染排放降低了利潤的話,那么企業下一步能做的就只有調整產業結構,采用污染排放量小的高新設備和技術。這種選擇從短期來看的確是提高了外部可見成本,但其實更多地抵消了內部的環境成本,從長期和全局來看是有利無害的。
污染減排不僅要結果,更重效率和質量。污染減排是全國一盤棋,而下棋就要遵循規律,張弛有道,分清主次輕重。減排也要以每個地區本身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環境條件以及產業結構為基準,使各地承擔不同的減排任務,為完成減排目標任務從多方面貢獻不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