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多年后,環境污染已成惡疾。尤其是霧霾幾乎籠罩整個國家之后,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政府面臨的難題,這也是陳吉寧履職環保部后將面對的困境。
陳吉寧生于1964年,今年51歲,在中共高級干部中極為年輕。按照慣例,中國省部級及以上領導的退休年齡多在65歲,這也意味著陳吉寧還有很大發展空間。除了年齡,陳更為人矚目的則在于他的專家背景。陳大學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這所中國最知名的理工科學校也培養了諸多國家領導人。陳此后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出任清華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主任直至清華校長。
“他是一個知名的環境學者,特別是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有很多研究。”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他不僅僅是技術專家,也曾領導過大型的研究項目。”
在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氣候與能源專家王韜看來,陳吉寧的優勢便在于專家出身,在環境治理方面具有專業性和系統性。“雖說以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水污染治理領域,但不管治理水污染還是霧霾都是一脈相承的,都需要以環境容量為基礎有效控制排放,對他來說‘跨界’不是問題。”王韜說。
除學術研究與教學外,陳吉寧也具有管理經驗。除了管理研究項目,他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后推動人事制度與教學改革,在清華建立教職“終身制”,并試圖在教師考核上將教學與研究分開。這些管理與改革經驗也被認為有助于陳任職環保部。
但這位長年在學校工作的前校長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協調環保部與中國其他政府部門及企業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利益與權力博弈更為復雜的領域。在中國的政府體系里,環保部門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盡管擁有法律賦予的環保執法權力,包括查封違規排放污染物的企業等,但這些權力很難在現實中得到真正執行。
“環保部門想要管理的企業,背后有很多地方保護,這些保護的部門實際上比環保局更有力量。”馬軍說。
在王韜看來,新的《環境保護法》實施前,環保部對污染企業的約束力并不強,發改委因掌握項目批準權而有很大控制力。且不少污染大的企業都是地方的經濟支柱,地方政府對這些項目有很強的依賴,環保部對其的監管很難實現,但這一局面將隨著2015年《環境保護法(修正案)》的生效而得到有效改善。
不少污染企業為所在縣市提供了主要的經濟來源。河北鹿泉市便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這座城市多年來以水泥為支柱產業,大大小小的水泥廠貢獻了50%以上的財政收入。近年因結構調整和環境治理,不少水泥廠都被關停,鹿泉也隨之從中國百強縣名單中淡出,不得不尋求新的產業與機會。實際上,整個河北省都是經濟發展與污染治理困境的典型案例。
中國的霧霾問題從2012年開始引發關注,此后3年愈演愈烈。尤其是北京及周邊省份,由于重污染的礦產、水泥、鋼鐵等企業眾多,嚴重時空氣質量指數突破500,這一數值也意味著空氣對人體健康嚴重有害。
這也促使中國最高領導人下定決心整治空氣污染,尤其是對北京及周邊省市。距離北京最近的河北省3年來便關停了不少重污染企業,僅2014年停產關閉的企業就多達9360家。隨之而來的便是經濟增長的下滑。河北省的GDP增速從2013年的8.2%跌至2014年的6.5%,該省的工業部門發展放緩更為嚴重,增速從2013年的10%跌至去年的5.1%。
加州理工學院空氣動力學博士冉宏宇回國后投身于環保產業,在他的實際了解中,治理污染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府、企業和社會,并且往往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才能達到一些很小的效果。“而現實情況是,中國的很多企業基本上都還在生存線上掙扎,要讓它們拿出一大筆求生存的錢去做環保,恐怕很難,除非政府給予很大的幫助。”他說。
這次,中國政府治理環境污染的決心看起來不小,環保專家陳吉寧的履職更被看作是中國政府加強環境治理的一個表現。
在馬軍看來,陳吉寧任職環保部相比歷任有更好的條件,包括中國政府在環保方面越來越強的意識和公眾的覺醒。“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在霧霾嚴重后有更強的政治決心去解決問題,這對地方政府形成了約束。”馬軍說,而更重要的是來自公眾監督的作用,公眾監督對環保部門也是一個支持,可以去突破地方阻礙與干預。
自2012年美國大使館開始每天公布其監測到的PM2.5指數后,中國諸多地產商、投資者的公共言論也推動了民眾對霧霾問題的關注,以及中國在環境污染信息公開方面的進展。2012年之前還沒有城市發布PM2.5指數,現在380多個城市每小時都可以發布。
如今,陳吉寧的走馬上任是不是能讓環保部更為強勢?至少環保領域的人懷有這樣的期待。“他是環保專家,在環境問題上會更加自信。”馬軍說,“現在環保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不能按部就班做一般性的工作,需要大刀闊斧地去突破固有障礙,所以大家都對這樣一個人物有比較大的期待。”
總之 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讓政府領導人和民眾嚴重不滿,環保專家陳吉寧任職環保部因此被寄予厚望,人們期待他能帶領環保部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