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國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包圍。破解垃圾圍城,城市面臨重重困難。3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提高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水平。垃圾焚燒阻力在哪?垃圾填埋為何難以為繼?怎么把放錯地方的資源放對地方?本報今起推出系列調查。
4年前,南京江北垃圾焚燒廠埋下奠基石。按計劃,兩年前它就該啟用,為南京消化近四分之一的生活垃圾,然而至今尚未動工。
焚燒廠進展緩慢,填埋場最多能用4年,在不遠的將來,南京每天4500噸生活垃圾往何處去?這不能不讓人憂心。我們的調查從垃圾焚燒為何受阻展開,但得出的結論卻是:破解垃圾圍城,最終出路還靠源頭減量。
非理性恐懼的背后
江北垃圾焚燒廠選址南京浦口區黃姚社區,其進展之慢,在全國幾十座垃圾焚燒廠中極為罕見。
慢,慢在環評上。“2007年4月,國家環保總局組織環評,公共參與沒過關,項目暫停;2009年3月,省環保廳召開聽證會,20位聽證代表16人支持,4人反對。同年5月,環評通過;去年11月,省發改委核準通過。”南京城管局科技信息處處長歐陽育楠向記者說。
江北垃圾焚燒廠環評一波三折。其間,焚燒廠選址周邊部分居民簽名反對,向環保部提出行政復議……盡管環評最終通過,附近居民許堯仍有看法:選址不科學。焚燒廠與我們小區直線距離僅1.2公里;垃圾混合焚燒,易產生二惡英;聽證會不公正。支持者多為黃姚社區村民,他們不知二惡英危害。而歐陽育楠指出,焚燒廠選址周邊16個已交付或在建小區,與焚燒廠最遠相距6.7公里,最近的也有1.9公里。
相關部門及投資方同樣精疲力竭。“我們嚴格執行環評程序,與周邊居民努力溝通,組織他們參觀上海垃圾焚燒廠,省環保廳分管領導親自跟有意見的居民座談。”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強調,焚燒廠選址符合要求,設置400米衛生防護距離,比國家規定多放了100米。他分析,有的居民受“焚燒妖魔化理論”影響,“盡管江蘇垃圾焚燒執行最嚴格的歐盟標準,二惡英控制沒有問題,但他們仍然擔心”;有的則怕房產貶值。許堯表示,他所在小區房價沒起來,跟附近要建焚燒廠有關。
從項目選址到工藝設備,從污染控制到環境監管,關于生活垃圾焚燒,國家近年連出政策,為何難消公眾擔憂?國內已有多座城市垃圾焚燒廠在環評、建設階段引發爭議。前年10月,因部分群眾反對,吳江叫停垃圾焚燒廠。一年后,在這座投資3億元的焚燒廠外,記者邂逅拾掇菜地的孫姓老太。“真燒垃圾了,這菜沒人敢買。”她咬定焚燒廠排出的煙有毒。垃圾焚燒“有毒”的信息從哪來?她表示“是聽來的”。
“國家規定二惡英排放標準,自有科學依據”。省人大立法專家咨詢組成員劉小冰說,建垃圾焚燒廠,符合公共利益,但需程序合法決策透明,充分發布信息,提高公眾的科學認知。在這一點上,相關部門及焚燒企業還要多做功課,否則,等到要上項目了,集中宣傳垃圾焚燒,很難速解公眾之憂。
監管有信心,不怕亮給公眾看
生活垃圾焚燒,不算新鮮事。江蘇現有16座垃圾焚燒廠,多在蘇南,每天焚燒1.55萬噸垃圾,占全省城市垃圾三分之一。近五年,全省規劃新建、擴建15座。蘇錫常市區垃圾焚燒率已達三分之二。無錫在建兩千噸焚燒廠運營后,垃圾將全部焚燒。
光算經濟賬,垃圾焚燒也許投入不算少。目前,垃圾焚燒主要采取BOT形式,企業建廠,政府授權特許經營。省內焚燒一噸垃圾,政府補貼多在70-100元。這對政府財力考驗不小。焚燒一噸垃圾,蘇州補貼近90元,一年9000多萬元;海門要補貼130元,除給啟東焚燒廠100元,另需運費30元。
但是,比起填埋,焚燒畢竟占地少,減量效果極大。一噸垃圾焚燒后,一般剩下20%的爐渣、3%的飛灰,爐渣可鋪路、制磚,僅飛灰需填埋。蘇州每天焚燒2000多噸垃圾,焚燒廠僅占地120畝,若填埋,一年得耗地800多畝!“發展焚燒,符合土地稀缺省情,蘇南垃圾處理應以焚燒為主,蘇中、蘇北有條件也要上焚燒。”省住建廳城建處處長陳浩東說。
“垃圾焚燒技術成熟,發達國家普遍使用,只要投入到位,煙氣排放都能達標。”東南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教授趙長遂說。蘇州光大焚燒廠運行部副經理孔毅然透露,焚燒一噸垃圾,國家要求用0.35公斤活性炭,我們用0.42公斤。環保耗材用足,二惡英肯定達標。鹽城大吉焚燒廠用流化床技術,垃圾摻煤四分之一燃燒。“國家要求爐溫達850攝氏度,我們燃燒更充分,超過900攝氏度,二惡英分解更徹底。”該廠副總趙斌說。
“讓社會接受焚燒,政府監管要到位。”蘇州市容市政局副局長湯以成說,“焚燒廠大煙囪,市民說冒‘煙’,其實是冒熱氣。光大要掏800萬元,讓煙囪不冒‘煙’。”在光大,記者看見兩位市民在聽孔毅然講二惡英處理。“市民參觀都歡迎!”湯以成說,焚燒廠準備利用余熱,建游泳池,請市民游泳,實地感受焚燒。
省環保廳固廢中心副主任沈眾說,江蘇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排放基本都達標。不過,靠企業自證清白,其公信力難免受質疑。國家已要求環保部門組織二惡英監測。蘇州今年財政撥款100萬元,請第三方對光大做兩次二惡英檢測。專家認為,老百姓對政府監管有信心,才會支持垃圾焚燒。陳浩東說,作為全國垃圾焚燒推進較快省份,江蘇正制定考核標準,加強焚燒廠日常監管。
源頭減量為何進展慢
“1994年,我參觀新加坡垃圾焚燒廠,投入接近南京當年可用財力四成,哪里建得起?”原南京副市長張連發感慨:過去,政府地多錢少,垃圾“一埋了之”;現在,錢多地少,紛紛依賴“一燒了之”。如此“減量化”,都是舍本逐末。
國內垃圾碳水化合物占七成,水分占四成,干濕不分混合處理,填埋耗地多,堆肥肥力差,焚燒熱值低,要噴油摻煤。忽視源頭減量,全靠終端處理,必然付出高昂的土地、經濟、環境成本。
“把能賣的揀出來,垃圾減重30%,體積減少60%!一古腦燒掉,多花錢,糟蹋資源!”四川人杜茂獻承包南京、蘇州兩座垃圾場,組織百余人,一年揀賣六七千噸廢品。“十年前,二三十個城市請我揀垃圾,這兩年沒人找了。江蘇有座城市過去一年揀三四千噸,搞了焚燒,限制進場人數,一半都撿不到。”他納悶:垃圾“含金量”越來越高,他這“垃圾大王”為何反漸受冷遇?南京城管部門則強調,不提倡這種原始的垃圾分類,“破爛王”只揀能賣錢的,最多揀出百分之一。
末端揀破爛,垃圾減量少,那么,政府主導的源頭分類進展如何?南京環衛處垃分辦副主任喻惠萍說,入列國家試點10年,南京垃圾分類進展不大,更多是“宣傳教育”。南京街頭不乏分類垃圾箱,可即便市民分類投垃圾,由于缺乏終端處理設施,環衛收集時只有攪在一起,集中填埋。
根據兩年前江蘇地方立法,市縣政府應制定垃圾分類方案,至今尚無城市全面推行。分類進展難,難在構建分類收集、運輸、處理的完整體系。吳江垃圾焚燒暫停后試點垃圾分類,去年垃圾減量近14%。為此,吳江已投入300萬元,但城管局副書記吳曉萍認為值,“減量一噸垃圾,節省80元填埋費,省地價值更大。”
“破解垃圾圍城,根本還靠垃圾分類。分類搞得不好,關鍵是引導不夠。”沈眾直言。南京天福園小區自發組織垃圾分類兩年,記者采訪十多位居民,九成表示習慣分類投放。推進分類,可先做干濕分開。“每家把剩飯剩菜等濕的放一起,塑料袋等干的放一起。環衛所每天只收濕的。干的則定期收。干濕分開,干的可用機械繼續分揀,濕的先堆肥,剩下的填埋、焚燒。”他說,光把濕的分出,生活垃圾就可減量六成,將給終端減輕多大壓力,能少建多少填埋場、焚燒場?
上世紀60年代,日本垃圾全部焚燒,引發公眾強烈擔憂;此后,政府轉向垃圾分類,垃圾減量顯著,焚燒廠由6000座減至千余座。可見,破解“垃圾圍城”,做好源頭“減法”,是綜合成本最低的,最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新路。